记者10月30日从教育部获悉，今年全国高校毕业生是495万人，2008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将超过550万人。到今年9月1日，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的毕业生实现就业的人数是351万人，有大约144万的应届高校毕业生未能如期就业。（10月31日《北京晨报》）
每年国家公布的大学生当期就业率为70％左右，如果持续维持这一就业率，2008不能如期就业的毕业生规模将达到160万。中国大学生的就业难问题，已是每个学生亲身感受的现实。只要有就业机会，就紧紧抓住不放过，已成为学生的就业准则。今年公务员报名的第一天，刚一开始就造成了“网络大塞车”而到了晚上，某些热门职位的报名录用比已经达到了48:1。
怎样让大学生走出就业难的困境，是眼下整个社会与教育高度关注的问题，从现实出发，除了社会提供更多有效需求之外，我们更应关注大众化教育背景中的人才培养定位、人才培养质量、大学生职业发展指导。
大学生就业难，与我国的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转向大众教育，各高校缺乏清晰的人才定位紧密相关。一批本应从事精英教育的学校也快速扩大办学规模，导致教育资源被迅速稀释，由此难以再保证精英培养理念。而大批本应培养掌握职业技能的应用型人才的学校，为了获得更多的生源，却打出精英教育的旗帜。这种不明确的定位，导致学生的自我定位发生偏差，学校培养人才的过程也发生偏差，还使得各学校培养的学生能力结构、素质结构趋同，严重缺乏个性。
大学人才培养质量不保证，是大学生陷入就业困境又一原因。客观上说，当前不少大学生，拥有的只是大学生的“身份”，而没有大学生的“品质”。为了能使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张，过去几年中，很多高校发展了一批容易发展的学科、专业，并大量招收学生，这既导致学科人才培养结构不合理，也导致无法保障教育质量。拿法学专业来说，据有关资料统计，1992年全国只有63所大学设有法学院（系），而现在设置了法学院（系）或法学专业的普通高等院校已达620多所，是1992年的近10倍。
此外，今天很多高校把学生就业作为唯一导向，怎样能让学生找到工作岗位，就怎样做，有的学校甚至在大三时就把学生全部放到社会用人单位去实习，完全不顾大学本应该让学生达到的培养标准。把就业率作为办学质量的重要指标，只会加重高校的职业教育趋向以及追求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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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研招数量能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吗？ 编辑 2007-10-31 06:55:49
标签：教育杂谈
据媒体报道，浙江大学与中国人民大学，从今年起，对研究生招生数量进行明确限制。浙江大学要求每位导师每年招收硕士研究生不超过3人，博士生不超过2人，中国人民大学要求任何导师每学年招收的博士研究生总数不得超过3名，学校将逐步弱化将研究生招生数量作为导师是否完成工作量的考核标准，条件成熟后，取消招生人数作为导师聘期业绩考核的内容。
虽然社会上对于新措施中，每位导师每年可以招收总共5名学生，使得同时在读学生（加上延期毕业等）可能达到近20人这一培养规模，依旧有一些微词，但是，了解过去几年中国研究生教育现状的人，对于这一消息，无疑还是有一些振奋——毕竟，这相对于由于快速发展研究生规模，有的高校一个导师同时培养几十名，甚至上百名硕士、博士的情形，已经好了许多。
无庸质疑，限制研究生招生规模，一定程度上可以使导师有更多的精力分配到每位学生身上，对学生加以学术指点，但是，如果认为限制研究生招生规模，就能很大程度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在笔者看来，却太过乐观。
笔者认识两位博士生导师，一位是某大型国有企业的老总，被某高校聘任为博士生导师，由于他自称精力有限，主动要求每年只招一名博士，照理，他应该能对这名博士生负责，可是，由于业务繁忙，他的博士生3个月能与其见一面已经很是不错，学院只有把他的具体博导工作交给了学院的一位教授，但每年在博士招生名录中，他总是赫然在列，而冲着其企业老板身份，报考者踊跃。另一位是某政府教育部门的研究院院长，一直没有放弃当初在大学任教的博导身份，到了行政岗位上，他每年只招两名博士，而据他本人告诉我，他的一名博士，把博士论文交给他半年了，他一直把博士论文带在自己的公文包里，可却始终没有机会、时间认真看。
笔者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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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举办大学生竞赛能培养大学生创新能力吗？ 编辑 2007-10-31 06:51:58
标签：教育杂谈
教育部新闻发言人日前（２５日）表示，教育部计划资助５至１０种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大学生竞赛，激发大学生的兴趣和潜能，培养大学生的团队协作意识和创新精神。
由于笔者此前曾经了解过一些大学对待大学生赛事的态度，以及为了获得大学生竞赛的名次而采取的各种手段，对于教育部期望通过资助有影响力的赛事，培养大学生团队协作意识和创新精神的实际效果，难免有所怀疑。
从主观想法上看，如果能有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共同参与组织一些大学生竞赛，各个学校相关学科组织学生参与竞赛，这一过程，确实可以营造全国高校学生积极参与创新的氛围，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中，却因为每个学校对待竞赛的态度不同，而使效果大打折扣。
据笔者的调查，对于大学生竞赛，有的高校认为参与竞赛获得的成绩，是展示自身本科教学质量的重要指标，因此，围绕竞赛，学校在竞赛开始前一两年时间，就在学生中选拔出一些“尖子”，进行针对竞赛的强化训练，把学生培养为竞赛高手，以便能获得竞赛的好名次。这种做法，显然与教育部门的主观期望，完全相反——教育部门的主观期望是，学生们积极参与创新活动，竞赛是展示他们创新能力的舞台，而现实的效果是，少部分学生被集中训练，更多学生并没有真正参与到科研创新活动中来，而且，这少部分学生由于集中训练，可能由此拉下其他课程的学习，尤其是人文课程的学习，产生严重的“偏科”发展。
另外，有的高校把学生参与竞赛活动获奖情况，与教师评优、职称晋升等紧密挂钩，这势必促使学科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将教学内容“竞赛化”，这同样与教育部门的期望背离——组织竞赛，是希望促进教学注重学生创新精神、动手能力的培养，但在现实中却成为组织教学活动，围绕竞赛而展开，培养学生竞赛所需的“能力”。竞赛与教学的关系发生了严重错位。
一位长期负责大学生竞赛组织的老教授曾经告诉我，他觉得举办大学生竞赛，确实有积极意义，但是，竞赛的组织形式、竞赛的内容必须改变，大学对待竞赛的态度也要转变。要将竞赛的组织形式、竞赛内容转变为大学不能准备也无法准备，比如，给参加设计竞赛的学生提供开放式的竞赛平台，不给具体题目，只给大致要求，最后检查设计的产品的个性特色以及性能优越，如果几千名学生做一个产品，本身就不具有创新意义，也容易让大家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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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做“卡奴”要懂得抗拒银行“引诱” 编辑 2007-10-31 06:49:16
标签：教育杂谈
不久前，上海银监局向各商业银行发出风险提示，要求加强对大学生信用卡的风险管理。上海银监局提供的数据显示，上海各商业银行的大学生信用卡发卡量已达17万张。部分大学生使用信用卡透支消费后无力还款，成为所谓的“卡奴”。而《2006中国大学生调查报告》提供的数据显示，在大学校园里，已使用银行信用卡的大学生比例达25.6％，大约平均每4个大学生就有1人持有信用卡。
对于这一消息，有的人认为这是银行无序竞争、抢客户的结果，有的则指责银行不负责——未能按照相关制度对学生卡申请人还款能力进行严格的授信审核，且未根据申请人资信情况设立有效担保，一些发卡行甚至在《学生信用卡领用合约》中删去“收入情况说明”一栏，完全忽略对学生卡申请人还款能力的审核——这不但导致一些学生透支逾期无力还款，还给银行带来经营风险以及助长学生不良消费的不良声誉。
看到这一消息，我首先想到的，却不是这些。而是为何我们的银行，对于给大学生办卡这么热情，而对于大学生助学贷款却十分冷漠。
不妨做这样一个假设，某位贫困学生在学校里，在不同的银行办了六七张信用卡，如果每张信用卡授信额度为5000元，那么他不但可以同时向银行透支3万元，而且也可用信用卡在每学期初透支，这不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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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推动高校的行政管理改革？ 编辑 2007-10-29 20:18:52
标签：教育杂谈
今年以来，高校的行政化问题，每隔三两个月，就会被媒体拿出来议论一番。这并非媒体无病呻吟，而是大学行政管理与大学学术发展的矛盾，频繁导致大学教授与学校行政官员的冲突——今年3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在自己的博客上暴光了自己与院长的两次冲突，随后张教授被撤去系主任职务；今年6月，北京大学前教授邹恒甫也在自己的博客公告大家，他被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开除，原因是院长打击报复；今年9月，教育部副部长赵沁平在一次演讲中，批评一些大学功利主义思想抬头，大学的官本位倾向在影响着学术的发展，大学作为时代和社会灯塔的作用也就会逐步失去色彩。
对于学校的行政化问题，很多关心教育的人士已经揭露得够多了。但人们发现，对于行政化问题的解决，似乎很难找到什么高招——近年来，包含招生丑闻、学术丑闻、财务丑闻等在内的一系列大学问题，都与大学行政化脱不了干系，但是，“揭露”归揭露，大学行政化的倾向并没得到遏止，而且有进一步加速滑向衙门化的趋势。
解决大学行政化问题，究竟靠谁？有人认为，应该靠教授自身的觉醒。比如，在邹恒甫事件中，就有一些人对其通过给教育部部长写信，期望更高的行政领导出面来解决问题的方式，表示质疑，认为这只能加重行政化，而不是按学术管理的方式解决问题。所谓学术管理的方式，就是学术自治，教授是学校的主人，教授们应该组织起来，自己处理学校的学术事务。教授与院长产生了矛盾，院长如想开除教授、撤教授的职，得经过教授会的评议，由教授会作出决定，学校不过是执行教授会作出的决定、办理有关手续而已。换言之，教授把矛盾通过博客告诉公众，或者上诉上级行政领导，都不是正常学术管理的路径，正常的路径是，向自治的教授会提出申诉，教授会组织评议会对教授作出评价，进行裁决。
我想，提出以上建议的人，显然并不十分了解当前的大学现状，要知道，如果教授们能通过教授会去申诉，而且申诉管用，他们也就不会借助其他渠道了。大学行政化的最大问题在于，很多教授已经自我行政化，即便他们身处学校的“学术管理”机构，如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职务评聘委员会，他们大多也是按照行政的命令处理学术事务——教授把自己的申诉提交给学院学术委员会，而学术委员会却听院长的命令工作，这样的申诉有何意义呢？对现有的学术管理机构不抱希望，则只有靠教授去发动全系、全学院的教授，一起开会
每年国家公布的大学生当期就业率为70％左右，如果持续维持这一就业率，2008不能如期就业的毕业生规模将达到160万。中国大学生的就业难问题，已是每个学生亲身感受的现实。只要有就业机会，就紧紧抓住不放过，已成为学生的就业准则。今年公务员报名的第一天，刚一开始就造成了“网络大塞车”而到了晚上，某些热门职位的报名录用比已经达到了48:1。
怎样让大学生走出就业难的困境，是眼下整个社会与教育高度关注的问题，从现实出发，除了社会提供更多有效需求之外，我们更应关注大众化教育背景中的人才培养定位、人才培养质量、大学生职业发展指导。
大学生就业难，与我国的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转向大众教育，各高校缺乏清晰的人才定位紧密相关。一批本应从事精英教育的学校也快速扩大办学规模，导致教育资源被迅速稀释，由此难以再保证精英培养理念。而大批本应培养掌握职业技能的应用型人才的学校，为了获得更多的生源，却打出精英教育的旗帜。这种不明确的定位，导致学生的自我定位发生偏差，学校培养人才的过程也发生偏差，还使得各学校培养的学生能力结构、素质结构趋同，严重缺乏个性。
大学人才培养质量不保证，是大学生陷入就业困境又一原因。客观上说，当前不少大学生，拥有的只是大学生的“身份”，而没有大学生的“品质”。为了能使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张，过去几年中，很多高校发展了一批容易发展的学科、专业，并大量招收学生，这既导致学科人才培养结构不合理，也导致无法保障教育质量。拿法学专业来说，据有关资料统计，1992年全国只有63所大学设有法学院（系），而现在设置了法学院（系）或法学专业的普通高等院校已达620多所，是1992年的近10倍。
此外，今天很多高校把学生就业作为唯一导向，怎样能让学生找到工作岗位，就怎样做，有的学校甚至在大三时就把学生全部放到社会用人单位去实习，完全不顾大学本应该让学生达到的培养标准。把就业率作为办学质量的重要指标，只会加重高校的职业教育趋向以及追求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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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研招数量能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吗？ 编辑 2007-10-31 06:5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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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媒体报道，浙江大学与中国人民大学，从今年起，对研究生招生数量进行明确限制。浙江大学要求每位导师每年招收硕士研究生不超过3人，博士生不超过2人，中国人民大学要求任何导师每学年招收的博士研究生总数不得超过3名，学校将逐步弱化将研究生招生数量作为导师是否完成工作量的考核标准，条件成熟后，取消招生人数作为导师聘期业绩考核的内容。
虽然社会上对于新措施中，每位导师每年可以招收总共5名学生，使得同时在读学生（加上延期毕业等）可能达到近20人这一培养规模，依旧有一些微词，但是，了解过去几年中国研究生教育现状的人，对于这一消息，无疑还是有一些振奋——毕竟，这相对于由于快速发展研究生规模，有的高校一个导师同时培养几十名，甚至上百名硕士、博士的情形，已经好了许多。
无庸质疑，限制研究生招生规模，一定程度上可以使导师有更多的精力分配到每位学生身上，对学生加以学术指点，但是，如果认为限制研究生招生规模，就能很大程度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在笔者看来，却太过乐观。
笔者认识两位博士生导师，一位是某大型国有企业的老总，被某高校聘任为博士生导师，由于他自称精力有限，主动要求每年只招一名博士，照理，他应该能对这名博士生负责，可是，由于业务繁忙，他的博士生3个月能与其见一面已经很是不错，学院只有把他的具体博导工作交给了学院的一位教授，但每年在博士招生名录中，他总是赫然在列，而冲着其企业老板身份，报考者踊跃。另一位是某政府教育部门的研究院院长，一直没有放弃当初在大学任教的博导身份，到了行政岗位上，他每年只招两名博士，而据他本人告诉我，他的一名博士，把博士论文交给他半年了，他一直把博士论文带在自己的公文包里，可却始终没有机会、时间认真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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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举办大学生竞赛能培养大学生创新能力吗？ 编辑 2007-10-31 06:5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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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新闻发言人日前（２５日）表示，教育部计划资助５至１０种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大学生竞赛，激发大学生的兴趣和潜能，培养大学生的团队协作意识和创新精神。
由于笔者此前曾经了解过一些大学对待大学生赛事的态度，以及为了获得大学生竞赛的名次而采取的各种手段，对于教育部期望通过资助有影响力的赛事，培养大学生团队协作意识和创新精神的实际效果，难免有所怀疑。
从主观想法上看，如果能有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共同参与组织一些大学生竞赛，各个学校相关学科组织学生参与竞赛，这一过程，确实可以营造全国高校学生积极参与创新的氛围，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中，却因为每个学校对待竞赛的态度不同，而使效果大打折扣。
据笔者的调查，对于大学生竞赛，有的高校认为参与竞赛获得的成绩，是展示自身本科教学质量的重要指标，因此，围绕竞赛，学校在竞赛开始前一两年时间，就在学生中选拔出一些“尖子”，进行针对竞赛的强化训练，把学生培养为竞赛高手，以便能获得竞赛的好名次。这种做法，显然与教育部门的主观期望，完全相反——教育部门的主观期望是，学生们积极参与创新活动，竞赛是展示他们创新能力的舞台，而现实的效果是，少部分学生被集中训练，更多学生并没有真正参与到科研创新活动中来，而且，这少部分学生由于集中训练，可能由此拉下其他课程的学习，尤其是人文课程的学习，产生严重的“偏科”发展。
另外，有的高校把学生参与竞赛活动获奖情况，与教师评优、职称晋升等紧密挂钩，这势必促使学科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将教学内容“竞赛化”，这同样与教育部门的期望背离——组织竞赛，是希望促进教学注重学生创新精神、动手能力的培养，但在现实中却成为组织教学活动，围绕竞赛而展开，培养学生竞赛所需的“能力”。竞赛与教学的关系发生了严重错位。
一位长期负责大学生竞赛组织的老教授曾经告诉我，他觉得举办大学生竞赛，确实有积极意义，但是，竞赛的组织形式、竞赛的内容必须改变，大学对待竞赛的态度也要转变。要将竞赛的组织形式、竞赛内容转变为大学不能准备也无法准备，比如，给参加设计竞赛的学生提供开放式的竞赛平台，不给具体题目，只给大致要求，最后检查设计的产品的个性特色以及性能优越，如果几千名学生做一个产品，本身就不具有创新意义，也容易让大家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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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做“卡奴”要懂得抗拒银行“引诱” 编辑 2007-10-31 06:4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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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上海银监局向各商业银行发出风险提示，要求加强对大学生信用卡的风险管理。上海银监局提供的数据显示，上海各商业银行的大学生信用卡发卡量已达17万张。部分大学生使用信用卡透支消费后无力还款，成为所谓的“卡奴”。而《2006中国大学生调查报告》提供的数据显示，在大学校园里，已使用银行信用卡的大学生比例达25.6％，大约平均每4个大学生就有1人持有信用卡。
对于这一消息，有的人认为这是银行无序竞争、抢客户的结果，有的则指责银行不负责——未能按照相关制度对学生卡申请人还款能力进行严格的授信审核，且未根据申请人资信情况设立有效担保，一些发卡行甚至在《学生信用卡领用合约》中删去“收入情况说明”一栏，完全忽略对学生卡申请人还款能力的审核——这不但导致一些学生透支逾期无力还款，还给银行带来经营风险以及助长学生不良消费的不良声誉。
看到这一消息，我首先想到的，却不是这些。而是为何我们的银行，对于给大学生办卡这么热情，而对于大学生助学贷款却十分冷漠。
不妨做这样一个假设，某位贫困学生在学校里，在不同的银行办了六七张信用卡，如果每张信用卡授信额度为5000元，那么他不但可以同时向银行透支3万元，而且也可用信用卡在每学期初透支，这不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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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推动高校的行政管理改革？ 编辑 2007-10-29 20:18:52
标签：教育杂谈
今年以来，高校的行政化问题，每隔三两个月，就会被媒体拿出来议论一番。这并非媒体无病呻吟，而是大学行政管理与大学学术发展的矛盾，频繁导致大学教授与学校行政官员的冲突——今年3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在自己的博客上暴光了自己与院长的两次冲突，随后张教授被撤去系主任职务；今年6月，北京大学前教授邹恒甫也在自己的博客公告大家，他被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开除，原因是院长打击报复；今年9月，教育部副部长赵沁平在一次演讲中，批评一些大学功利主义思想抬头，大学的官本位倾向在影响着学术的发展，大学作为时代和社会灯塔的作用也就会逐步失去色彩。
对于学校的行政化问题，很多关心教育的人士已经揭露得够多了。但人们发现，对于行政化问题的解决，似乎很难找到什么高招——近年来，包含招生丑闻、学术丑闻、财务丑闻等在内的一系列大学问题，都与大学行政化脱不了干系，但是，“揭露”归揭露，大学行政化的倾向并没得到遏止，而且有进一步加速滑向衙门化的趋势。
解决大学行政化问题，究竟靠谁？有人认为，应该靠教授自身的觉醒。比如，在邹恒甫事件中，就有一些人对其通过给教育部部长写信，期望更高的行政领导出面来解决问题的方式，表示质疑，认为这只能加重行政化，而不是按学术管理的方式解决问题。所谓学术管理的方式，就是学术自治，教授是学校的主人，教授们应该组织起来，自己处理学校的学术事务。教授与院长产生了矛盾，院长如想开除教授、撤教授的职，得经过教授会的评议，由教授会作出决定，学校不过是执行教授会作出的决定、办理有关手续而已。换言之，教授把矛盾通过博客告诉公众，或者上诉上级行政领导，都不是正常学术管理的路径，正常的路径是，向自治的教授会提出申诉，教授会组织评议会对教授作出评价，进行裁决。
我想，提出以上建议的人，显然并不十分了解当前的大学现状，要知道，如果教授们能通过教授会去申诉，而且申诉管用，他们也就不会借助其他渠道了。大学行政化的最大问题在于，很多教授已经自我行政化，即便他们身处学校的“学术管理”机构，如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职务评聘委员会，他们大多也是按照行政的命令处理学术事务——教授把自己的申诉提交给学院学术委员会，而学术委员会却听院长的命令工作，这样的申诉有何意义呢？对现有的学术管理机构不抱希望，则只有靠教授去发动全系、全学院的教授，一起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