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号到了，谨以此文纪念伟大的周恩来总理！
古今人物中，不论一个人多么英明、伟大，人们对其褒扬时，贬低之声总是也相伴不绝，但只有一个人例外，他就是周恩来。
周恩来早在青年时代就赢得了各方面人士的赞扬。1913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南开学校，该校是1904年由具有革新意识的翰林严范孙和在美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基督教徒张伯苓共同创办的，两人都很关心这位腼腆矜持但勤奋好学的优秀学生。为了帮助周恩来的生活，他们还让他为学校刻蜡板或抄写教学讲义，以补贴其膳食费。在入学第二年，周恩来因品学兼优成为全校惟一免交学费的学生。在学校里，他成为学生中公认的领袖。他与别人谈话时，对人或事不贸然表态，而是听其言观其行后才谈自己的看法。每当他想让谁做事时，人们总是抢着去做。1917年从南开学校毕业时，张伯苓给周恩来的评语是“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严范孙是位十分有钱的人，曾想把周恩来这位19岁的青年招做他的女婿，并派人向周恩来传话，周恩来却彬彬有礼地说：“我是个穷学生，要是我接受与有名望的严家联姻，我就得事事听从他们了……”这些话使严范孙更加敬佩他。
1920年12月，周恩来抵达法国马赛，开始了勤工俭学生涯。其间，他给国内的女友邓颖超写了250多封信，两人结婚后，相爱相伴一生，成为世人的婚姻楷模。这位让许多法国人惊叹的周恩来，对爱情是那样的忠贞，这不知道让多少男人、女人们惭愧，也正是在这方面突出显示了周恩来伟大的人格力量。在欧洲期间，周恩来凭借其魄力成为旅欧共产主义小组的重要组织者。1924年9月，周恩来奉党中央之命回国负责中共刚成立的广东区委的工作，不久担任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在黄埔军校里周恩来通过各方面杰出的表现，吸引了人们的注意。驻黄埔军校的国民党代表廖仲恺曾指着26岁的周恩来对他自己年仅16岁的儿子廖承志说：他就是共产党的大将周恩来。当时黄埔军校一期中，有一位来自浙江的“狂生”胡宗南，在他眼中天下没有一个人能超过自己，但遇见周恩来后，这位后来的国民党上将、号称“西北王”的胡宗南见人就说，周恩来是最了不起的，他是中国的希望。
晚年的张学良在对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时，记者问张学良：您一生最佩服的人物是谁?张学良不假思索地脱口答道：是周恩来!记者又问：您一生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张学良答道：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和周恩来再见一面。周恩来与张学良的友谊开始于“西安事变”，两人一见如故。张学良被蒋介石幽禁后，周恩来时刻牵挂着他的安危，并千方百计与他联系。1959年，蒋介石在台湾宣布解除对张的“管束”时，海峡两岸封闭阻隔，经周恩来多方努力，由香港的郭增恺夫人秘密托信给张学良。那时张学良伉俪被允许每周三到台北的士林凯歌教堂做礼拜，郭增恺夫人也是基督教徒，在教堂内把周恩来的信亲手交给张学良夫人。周恩来的信装在一只口红盒中，信中周恩来用毛笔亲书：“善自珍摄，修身养性，前途有望，后会有期。”当时的张学良看着信潸然泪下。为了纪念西安事变25周年，1961年12月12日晚上，在北京饭店一楼的饭厅里，周恩来夫妇宴请了张学铭夫妇、张学思夫妇等。席间。张学良的四弟张学思向周恩来敬酒时，两人泣不成声,他们共同思念海峡对岸的张学良。1975年12月20日下午，周恩来的生命进入倒计时。他在病床上接见了中共中央对台工作办公室负责人罗青长，并说：“最近听说张学良患眼疾住院了，可能有失明的危险，你们一定要关注张学良。”接着说，“你们做对台工作的同志要千万记住，对于帮助过我们的朋友，一定要记住他，不要忘记他。”张学良在台湾知道此事后，坐在轮椅上哭了。张学良多次说：“在半个世纪的秘密幽禁生活中，心中一盏不灭的希望之灯，就是周恩来。”事实上，不仅仅是张学良一个人，冯玉祥见到周恩来后，也折服于周恩来的渊博学识和坦诚人格，并写下了自己“吃饭太多，读书太少”的感慨。
周恩来一生中珍爱着他的每个朋友，关怀着他们每个人。他浓郁的人情味，感染着他们每个人。他不仅满腔热忱地爱着他的朋友，而且更爱他的人民。当他去世时，全中国的人民都在为他哭泣，首都天安门广场汇成花圈的世界，人们用最具激情的诗表达对他的钟爱。许多党外人士谈起周恩来时都说：一提起共产党就想起周恩来。许多文艺界、文化界人士在评价周恩来时说：周恩来是一个完人。党史界人士还提出过“周恩来精神”……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周恩来睁开眼睛对医务人员轻轻地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去照顾其他生病的人吧!他们更需要你们。”直到死还仍在想着别人，这就是周恩来。
在西方人的眼里，周恩来的人格魅力让所有知道他的西方人心仪景仰。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称赞周恩来：“谈吐缓慢安详，深思熟虑……头脑冷静，善于分析推理，讲究实际经验……”美国另一位作家史沫特莱说：“周恩来是一位让人十分敬重的人……蒋介石夫妇对周恩来也十分敬重。”蒋介石希望把周恩来从中共中拉出来，但“始终未能得逞，因为他概不介意个人的安乐、财富和权势”。还有一位美国官员谢伟思提到周恩来时说：“想想中国昔日的政治惯例，居高位的人，总是倚势坐大，攫取权力，飞扬跋扈，捞取财富，把亲戚朋友安插到要职去，而周恩来值得敬重的原因，正在于他没有这样做。”还说，“周的婚姻也是忠诚的表现。他在1919年与邓颖超相遇，数年后结婚，两人相处和谐，从来没有任何流言蜚语，可以说他们是中国的模范夫妇。”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后写道：“这次访问给我留下一个鲜明的印象就是周恩来无与伦比的品格。”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与世长辞，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下半旗为他的去世致哀（周恩来不是国家元首，是政府总理．）。联合国自1945年成立还不曾为任何人的去世下过半旗，一时间，联合国大厦门前的广场上聚满了许多国家的外交官员，他们都在为此而气愤，他们愤怒地质问着：“我们国家元首去世都没有下半旗，中国的一个总理去世为何要下半旗?”喧闹声惊动了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他缓缓地走向众人，神态严肃而平静地说：“为周恩来下半旗致哀是我的决定，原因仅有两点，其一是：中国是一个东方文明古国，国家的金银财宝不计其数，使用的人民币数量更是不计其数，可是作为这个国家的总理，在其死后没有一分钱的存款。其二是：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拥有人口10多亿，占全世界人口的1／4，但这个国家的总理周恩来却没有留下一个孩子。诸位请注意，如果你们哪个国家的元首只要在死时具备这两条中的一条，一定为他下半旗致哀。”
刚才还吵闹不停的人群一下子完全静了下来，他们个个目瞪口呆，像做错事的孩子一样悄悄地走开了，他们无话可说，他们被周恩来的人格魅力完全倾倒了……
谨以此文纪念伟大的周恩来总理！
古今人物中，不论一个人多么英明、伟大，人们对其褒扬时，贬低之声总是也相伴不绝，但只有一个人例外，他就是周恩来。
周恩来早在青年时代就赢得了各方面人士的赞扬。1913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南开学校，该校是1904年由具有革新意识的翰林严范孙和在美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基督教徒张伯苓共同创办的，两人都很关心这位腼腆矜持但勤奋好学的优秀学生。为了帮助周恩来的生活，他们还让他为学校刻蜡板或抄写教学讲义，以补贴其膳食费。在入学第二年，周恩来因品学兼优成为全校惟一免交学费的学生。在学校里，他成为学生中公认的领袖。他与别人谈话时，对人或事不贸然表态，而是听其言观其行后才谈自己的看法。每当他想让谁做事时，人们总是抢着去做。1917年从南开学校毕业时，张伯苓给周恩来的评语是“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严范孙是位十分有钱的人，曾想把周恩来这位19岁的青年招做他的女婿，并派人向周恩来传话，周恩来却彬彬有礼地说：“我是个穷学生，要是我接受与有名望的严家联姻，我就得事事听从他们了……”这些话使严范孙更加敬佩他。
1920年12月，周恩来抵达法国马赛，开始了勤工俭学生涯。其间，他给国内的女友邓颖超写了250多封信，两人结婚后，相爱相伴一生，成为世人的婚姻楷模。这位让许多法国人惊叹的周恩来，对爱情是那样的忠贞，这不知道让多少男人、女人们惭愧，也正是在这方面突出显示了周恩来伟大的人格力量。在欧洲期间，周恩来凭借其魄力成为旅欧共产主义小组的重要组织者。1924年9月，周恩来奉党中央之命回国负责中共刚成立的广东区委的工作，不久担任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在黄埔军校里周恩来通过各方面杰出的表现，吸引了人们的注意。驻黄埔军校的国民党代表廖仲恺曾指着26岁的周恩来对他自己年仅16岁的儿子廖承志说：他就是共产党的大将周恩来。当时黄埔军校一期中，有一位来自浙江的“狂生”胡宗南，在他眼中天下没有一个人能超过自己，但遇见周恩来后，这位后来的国民党上将、号称“西北王”的胡宗南见人就说，周恩来是最了不起的，他是中国的希望。
晚年的张学良在对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时，记者问张学良：您一生最佩服的人物是谁?张学良不假思索地脱口答道：是周恩来!记者又问：您一生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张学良答道：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和周恩来再见一面。周恩来与张学良的友谊开始于“西安事变”，两人一见如故。张学良被蒋介石幽禁后，周恩来时刻牵挂着他的安危，并千方百计与他联系。1959年，蒋介石在台湾宣布解除对张的“管束”时，海峡两岸封闭阻隔，经周恩来多方努力，由香港的郭增恺夫人秘密托信给张学良。那时张学良伉俪被允许每周三到台北的士林凯歌教堂做礼拜，郭增恺夫人也是基督教徒，在教堂内把周恩来的信亲手交给张学良夫人。周恩来的信装在一只口红盒中，信中周恩来用毛笔亲书：“善自珍摄，修身养性，前途有望，后会有期。”当时的张学良看着信潸然泪下。为了纪念西安事变25周年，1961年12月12日晚上，在北京饭店一楼的饭厅里，周恩来夫妇宴请了张学铭夫妇、张学思夫妇等。席间。张学良的四弟张学思向周恩来敬酒时，两人泣不成声,他们共同思念海峡对岸的张学良。1975年12月20日下午，周恩来的生命进入倒计时。他在病床上接见了中共中央对台工作办公室负责人罗青长，并说：“最近听说张学良患眼疾住院了，可能有失明的危险，你们一定要关注张学良。”接着说，“你们做对台工作的同志要千万记住，对于帮助过我们的朋友，一定要记住他，不要忘记他。”张学良在台湾知道此事后，坐在轮椅上哭了。张学良多次说：“在半个世纪的秘密幽禁生活中，心中一盏不灭的希望之灯，就是周恩来。”事实上，不仅仅是张学良一个人，冯玉祥见到周恩来后，也折服于周恩来的渊博学识和坦诚人格，并写下了自己“吃饭太多，读书太少”的感慨。
周恩来一生中珍爱着他的每个朋友，关怀着他们每个人。他浓郁的人情味，感染着他们每个人。他不仅满腔热忱地爱着他的朋友，而且更爱他的人民。当他去世时，全中国的人民都在为他哭泣，首都天安门广场汇成花圈的世界，人们用最具激情的诗表达对他的钟爱。许多党外人士谈起周恩来时都说：一提起共产党就想起周恩来。许多文艺界、文化界人士在评价周恩来时说：周恩来是一个完人。党史界人士还提出过“周恩来精神”……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周恩来睁开眼睛对医务人员轻轻地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去照顾其他生病的人吧!他们更需要你们。”直到死还仍在想着别人，这就是周恩来。
在西方人的眼里，周恩来的人格魅力让所有知道他的西方人心仪景仰。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称赞周恩来：“谈吐缓慢安详，深思熟虑……头脑冷静，善于分析推理，讲究实际经验……”美国另一位作家史沫特莱说：“周恩来是一位让人十分敬重的人……蒋介石夫妇对周恩来也十分敬重。”蒋介石希望把周恩来从中共中拉出来，但“始终未能得逞，因为他概不介意个人的安乐、财富和权势”。还有一位美国官员谢伟思提到周恩来时说：“想想中国昔日的政治惯例，居高位的人，总是倚势坐大，攫取权力，飞扬跋扈，捞取财富，把亲戚朋友安插到要职去，而周恩来值得敬重的原因，正在于他没有这样做。”还说，“周的婚姻也是忠诚的表现。他在1919年与邓颖超相遇，数年后结婚，两人相处和谐，从来没有任何流言蜚语，可以说他们是中国的模范夫妇。”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后写道：“这次访问给我留下一个鲜明的印象就是周恩来无与伦比的品格。”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与世长辞，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下半旗为他的去世致哀（周恩来不是国家元首，是政府总理．）。联合国自1945年成立还不曾为任何人的去世下过半旗，一时间，联合国大厦门前的广场上聚满了许多国家的外交官员，他们都在为此而气愤，他们愤怒地质问着：“我们国家元首去世都没有下半旗，中国的一个总理去世为何要下半旗?”喧闹声惊动了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他缓缓地走向众人，神态严肃而平静地说：“为周恩来下半旗致哀是我的决定，原因仅有两点，其一是：中国是一个东方文明古国，国家的金银财宝不计其数，使用的人民币数量更是不计其数，可是作为这个国家的总理，在其死后没有一分钱的存款。其二是：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拥有人口10多亿，占全世界人口的1／4，但这个国家的总理周恩来却没有留下一个孩子。诸位请注意，如果你们哪个国家的元首只要在死时具备这两条中的一条，一定为他下半旗致哀。”
刚才还吵闹不停的人群一下子完全静了下来，他们个个目瞪口呆，像做错事的孩子一样悄悄地走开了，他们无话可说，他们被周恩来的人格魅力完全倾倒了……
谨以此文纪念伟大的周恩来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