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好几十万人聚居在一小块地方，竭力把土地糟蹋得面目全非，尽管他们肆意把石头砸进地里，不让花草树木生长，尽管他们除尽刚出土的小草，把煤炭和石油烧得烟雾腾腾，尽管他们滥伐树木，驱逐鸟兽，在城市里，春天毕竟还是春天。”
——《复活》-列夫托尔斯泰在这城市里，春天毕竟还是春天。正如我们的现状，在这城市里，粤语毕竟还是粤语。当冲动的鸡蛋们试图用集合的方式来显得自己更加高大的时候，他们显然是忘记了自己仅是一个鸡蛋。无论他们是打了多少鸡血、无论他们的声势有多么浩大、无论他们的目的是多么的高尚而伟大。但应该知道的事，在高墙面前，鸡蛋仅是鸡蛋。其实，粤语在这个城市里作为主体语言的地位仍未发生改变。先不说广州年轻人们看得少之又少的中央台，就相对于广州本地的电视频道来说，看得更多的是得益于特殊政策而来的香港电视台。然而由于本土文化日益凋敝，更是由于广州的文化地位与经济地位毫不相称的现状，原本就已紧绷在心里的郁结，被政协委员的一句话给扯断了。我认为在北京、上海、广州，中国的三大城中，广州的学生和年轻人具有最突出的矛盾性。一方面源于临近港澳台的缘故，各种潮流文化在这里生根发芽得最快。但令我们感到不爽的是，是玩得最好的却不是在广州，而是在上海或者北京。另一方面，我们虽然有着很好的文化历史，但却没有传承下来。在其他地方同样玩得风生水起的文化，在广州却不能有与之相称的态势。就拿我本人最熟悉的小说来说，在北京可是有一堆的文人聚集在那。比较知名的有王朔、石康、郑渊洁等人，尽管有可能不少的广州学生或者年轻人没有听说过他们。在上海，即便能够撇开“含泪大师”余秋雨不管，可哪儿还有韩寒和郭敬明，还没有算上同样在江浙、上海一带生活的众多小说作者。而广州呢？如果有，只能恕我耳拙了。一旦说起文化产物时，身为广州人的我们大概只能数起东山、西关。而东山、西关，却是前人留下来的东西。对不起，近期声势愈演愈烈的粤语，并不是文化产物，我们不能因为讲几句粤语给别人听而收钱。尽管有不少广州人在前人的东西上做了很好的创新，但却远没有覆盖全国的影响力，而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些人少之又少。我们在经济上当仁不让的领头羊，与文化地位上不折不扣的待发家者。大概是这如天堑般的差距使得我们的学生和年轻人们只能通过不断地给自己打鸡血，从而使自己好心安理得地冲动下去。为什么我们的粤语越来越少人说？都是那些北方人害的；为什么我们粤语的作品越来越少，都是那些北方人害的；为什么我们的文化越来越少？都是那些北方人害的。这样的一些心理场景和当代的香港人多么的类似？大概不少的香港电影人同样有过这样的问题。然而他们选择的是，北上，将带有自己记号的作品带来到大陆。的确，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普通话的教育，在中国大陆，这是将来也不可能改变的事实。而事实上，我们已经很好地习惯了在两种甚至三种、四种的语言体系里面生活。对于普通话的抗拒，其实是源于自身内在对于广州文化的一种迷惘，与当代城市日益发展所带来的文化破坏的愤怒。后者于全国而言都是普遍案例，并不是广州的独家新闻，或者是广州的特殊待遇。此次普粤之争，除了以上文化上的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正如村上春树所讲的，高墙与鸡蛋的抗争。作为广州的年轻人，受到的教育几乎是与全国一样的。然而，由于广州的特殊地位，我们受到的压力感又会更为紧张一些。因为我们常常能接触到一些居全国之先的东西，但是我们的教育还是和全国统一，压力感由此而来。因为压力感不在于束缚的力量有多大，而在于反抗的力量有多大。这样巨大的压力感，加上广州人相对而言较为温顺的性格，这样的压抑藏在心中许多年。存在与众人心中的压抑，加上对自身城市文化的迷惘，这次的普粤之争只是一根突如其来的导火索，即使没有它，也必定会有其他的燃料引爆广州年轻人心中的郁结。只是可惜，他们与高墙的抗争却又是运用一种自己同样反对的形式进行着。我看到，众多广州人在游行时所做的不理智行为；他们在提出反对口号时候的所用的词语。然而，这不是重要的。更重要的是，他们一方面在声称粤语的包容性的时候，一方面对于使用国语的外来人员表示鄙视和侮辱，这是极度愚蠢和不理智的。曾经，广州同北京、上海一样，是一个排外的城市。但因为广州人的不断改善的努力下， 排外的这顶帽子基本上在外来人员口中绝迹了。但不幸的是，在这些年轻人的“努力”之下，我又重新看到了这样的苗头。一种文化也好，一个社会也好，自以为合理的排斥其实是最根本的错误。对于一切文化现象、社会现象我们都应该包容，如果它是不合理的，就应该从根源处着手，而并非简单的予以否定。再者，现在已经不是改革开放之前的那个社会，任何一种文化在今天，都不可能被消磨殆尽的，哪怕是官方的力量有多么的强大。君不见，用来集会的人民公园，其实也同样是广州的同性恋者喜欢来的场所。当下不少的广州年轻人头脑中只有愤怒和冲动，全然失去了理性。一个学生说官方这样的做法我们使没有自由。虽然，我们至今没有完整地享受到自由，但我同意害怕一个以冲动和愤怒占绝大多数的“自由”社会，我认为那是同样不自由的。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与今日的内容，难道不是有多少相似的吗？ 如果在高墙和鸡蛋之间，我一向是选择站在鸡蛋的一边。但如果鸡蛋们仅仅是为了显示声威而聚集在一起？如果鸡蛋们是想试试高墙的硬度？我会考虑站不站上去。
——《复活》-列夫托尔斯泰在这城市里，春天毕竟还是春天。正如我们的现状，在这城市里，粤语毕竟还是粤语。当冲动的鸡蛋们试图用集合的方式来显得自己更加高大的时候，他们显然是忘记了自己仅是一个鸡蛋。无论他们是打了多少鸡血、无论他们的声势有多么浩大、无论他们的目的是多么的高尚而伟大。但应该知道的事，在高墙面前，鸡蛋仅是鸡蛋。其实，粤语在这个城市里作为主体语言的地位仍未发生改变。先不说广州年轻人们看得少之又少的中央台，就相对于广州本地的电视频道来说，看得更多的是得益于特殊政策而来的香港电视台。然而由于本土文化日益凋敝，更是由于广州的文化地位与经济地位毫不相称的现状，原本就已紧绷在心里的郁结，被政协委员的一句话给扯断了。我认为在北京、上海、广州，中国的三大城中，广州的学生和年轻人具有最突出的矛盾性。一方面源于临近港澳台的缘故，各种潮流文化在这里生根发芽得最快。但令我们感到不爽的是，是玩得最好的却不是在广州，而是在上海或者北京。另一方面，我们虽然有着很好的文化历史，但却没有传承下来。在其他地方同样玩得风生水起的文化，在广州却不能有与之相称的态势。就拿我本人最熟悉的小说来说，在北京可是有一堆的文人聚集在那。比较知名的有王朔、石康、郑渊洁等人，尽管有可能不少的广州学生或者年轻人没有听说过他们。在上海，即便能够撇开“含泪大师”余秋雨不管，可哪儿还有韩寒和郭敬明，还没有算上同样在江浙、上海一带生活的众多小说作者。而广州呢？如果有，只能恕我耳拙了。一旦说起文化产物时，身为广州人的我们大概只能数起东山、西关。而东山、西关，却是前人留下来的东西。对不起，近期声势愈演愈烈的粤语，并不是文化产物，我们不能因为讲几句粤语给别人听而收钱。尽管有不少广州人在前人的东西上做了很好的创新，但却远没有覆盖全国的影响力，而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些人少之又少。我们在经济上当仁不让的领头羊，与文化地位上不折不扣的待发家者。大概是这如天堑般的差距使得我们的学生和年轻人们只能通过不断地给自己打鸡血，从而使自己好心安理得地冲动下去。为什么我们的粤语越来越少人说？都是那些北方人害的；为什么我们粤语的作品越来越少，都是那些北方人害的；为什么我们的文化越来越少？都是那些北方人害的。这样的一些心理场景和当代的香港人多么的类似？大概不少的香港电影人同样有过这样的问题。然而他们选择的是，北上，将带有自己记号的作品带来到大陆。的确，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普通话的教育，在中国大陆，这是将来也不可能改变的事实。而事实上，我们已经很好地习惯了在两种甚至三种、四种的语言体系里面生活。对于普通话的抗拒，其实是源于自身内在对于广州文化的一种迷惘，与当代城市日益发展所带来的文化破坏的愤怒。后者于全国而言都是普遍案例，并不是广州的独家新闻，或者是广州的特殊待遇。此次普粤之争，除了以上文化上的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正如村上春树所讲的，高墙与鸡蛋的抗争。作为广州的年轻人，受到的教育几乎是与全国一样的。然而，由于广州的特殊地位，我们受到的压力感又会更为紧张一些。因为我们常常能接触到一些居全国之先的东西，但是我们的教育还是和全国统一，压力感由此而来。因为压力感不在于束缚的力量有多大，而在于反抗的力量有多大。这样巨大的压力感，加上广州人相对而言较为温顺的性格，这样的压抑藏在心中许多年。存在与众人心中的压抑，加上对自身城市文化的迷惘，这次的普粤之争只是一根突如其来的导火索，即使没有它，也必定会有其他的燃料引爆广州年轻人心中的郁结。只是可惜，他们与高墙的抗争却又是运用一种自己同样反对的形式进行着。我看到，众多广州人在游行时所做的不理智行为；他们在提出反对口号时候的所用的词语。然而，这不是重要的。更重要的是，他们一方面在声称粤语的包容性的时候，一方面对于使用国语的外来人员表示鄙视和侮辱，这是极度愚蠢和不理智的。曾经，广州同北京、上海一样，是一个排外的城市。但因为广州人的不断改善的努力下， 排外的这顶帽子基本上在外来人员口中绝迹了。但不幸的是，在这些年轻人的“努力”之下，我又重新看到了这样的苗头。一种文化也好，一个社会也好，自以为合理的排斥其实是最根本的错误。对于一切文化现象、社会现象我们都应该包容，如果它是不合理的，就应该从根源处着手，而并非简单的予以否定。再者，现在已经不是改革开放之前的那个社会，任何一种文化在今天，都不可能被消磨殆尽的，哪怕是官方的力量有多么的强大。君不见，用来集会的人民公园，其实也同样是广州的同性恋者喜欢来的场所。当下不少的广州年轻人头脑中只有愤怒和冲动，全然失去了理性。一个学生说官方这样的做法我们使没有自由。虽然，我们至今没有完整地享受到自由，但我同意害怕一个以冲动和愤怒占绝大多数的“自由”社会，我认为那是同样不自由的。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与今日的内容，难道不是有多少相似的吗？ 如果在高墙和鸡蛋之间，我一向是选择站在鸡蛋的一边。但如果鸡蛋们仅仅是为了显示声威而聚集在一起？如果鸡蛋们是想试试高墙的硬度？我会考虑站不站上去。